要让他接受你，就要找到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

——二胡现代时与将来时（1）

周维

关于形式的探索

二胡始于唐，行成于宋，历经千余年，至20世纪以前没留下有记载的作品和人物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现在演奏的“阳关三叠”、“汉宫秋月”是由琴曲和琵琶曲改编移植而来的，不能归类于二胡原创音乐。在二胡史上有记载的人物和乐曲是近100年的事，所以说，实际意义上的二胡传统是从刘天华和阿炳时期开始的。而一件乐器得以流传的根本原因在于作品，刘天华的10首名曲与阿炳的3首名曲当之无愧地成为二胡传统曲目的代表之作，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二胡音乐才真正进入创作演奏快诛发展的高峰。

一、关于形式的探索

在刘天华之前，没人用进行曲式为二胡谱曲，也没人用和声小调为二胡写“悲歌”，甚至连可以参考和借鉴的乐曲都没有，换句话说：从一开始，二胡就注定要在创新的过程中去求发展了!当年的创新成为我们今天的传统，这正好验证了文化部长孙家正同志的那句话：“传统就是我们祖辈不断创新的积累。”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传统这个词的含义。虽然二胡传统不如其他乐器如瑟、琵琶、古琴那样丰富和深厚，但它却是二胡前辈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因为有了刘天华和阿炳这样的大师和《光明行》、《二泉映月》这样的名曲，才使得二胡这件只有两根弦的乐器变得如此神奇!

传统最大的特点是将“精华”与“糟粕”统统留给后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是每一代人必然经历的过程。所以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继承优良传统”，而不仅仅是“继承传统”。

由于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历代演奏家们的不懈努力使传统曲目从各方面都得到了美的升华，我以为这个过程就是继续与发展的初级阶段。

著名词作家乔羽先生曾为我的独奏音乐会题词：“让一切事物获得新的生命，让一切生命发出新的光彩!”这句话使我受到很大的鼓励和鞭策。他是在仔细听了我的“中华弦诗”演奏专辑之后写下这段话的，他认为：刘天华、阿炳有他们那个时代的生命，他们让二胡在那个时代发出了新的光彩。而我们作为跨世纪的一代，应该将二胡注入新时代的生命，发出新时代的光彩!在“中华弦诗”演奏专辑中我与高大林先生合作，用电脑MIDI结合管弦乐的演奏手法和全新的配器，使二胡这件古老的乐器插上了现代科技的翅膀，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和听觉享受。然而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和孜孜不倦的探索与实践。

大家知道我是从1982年就开始将二胡与电声乐队、与合唱队、与东南亚特色乐器相结合的，做这方面的探索起因有两个：

(一)我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被老团长王昆老师调到东方歌舞团，发现东方歌舞团有一批身怀绝技的外国特色乐器演奏家和演唱外国歌曲的歌唱家，还有一支非常好的电声乐队，但没有大型民族乐队和管弦乐队。

(二)当时流行歌曲充斥了整个社会，包括民乐在内的国粹艺术处在最低潮。有一件事使我受到很大的震动：那天，我去观看了一场京剧演出，表演者都是泰斗级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散场时我发现只有半场观众，大部分是50岁以上的中年人和白发苍苍的老年人，而我几平是观众里唯一的年轻人。当晚剧场外面正好下着小雨，望着相互搀扶着退场的人群，联想到民乐同样尴尬的局面，我的心流泪了!我扪心自问：“我们的国粹艺术怎么了?为什么年轻人不喜欢?”经过长长的、痛苦的思索之后我发现除了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之外，主要问题还是出自于从事国粹艺术者的自身!因为在艺术的范畴里没有不好的观众，只有不好的演员。我忘了是哪位名人曾说过这样的话：任何优秀的东西如果几百年不变，甚至上千年不变也会变得非常平庸。

艺术是由于人类感情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不同的艺术形式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而形式只是一种媒介，它最终是为内容服务的。既然内容没问题，那一定是表现形式上出了问题!由于以上两个原因使我从跨出校门踏入社会的那一刻起就必须考虑二胡如何在东方歌舞团这块特殊的土壤中生根、开花，如何面对社会大舞台，如何用现代语言讲述好古老的故事?

我常常在想，二胡为什么一定要用扬琴或者民乐队伴奏而不能试试其他形式?记得我在附中的时候最喜欢听的唱片就是刘文金老师的《三门峡畅想曲》和《豫北叙事曲》，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用钢琴伴奏的二胡曲，感到那么新鲜好听!因为他使这件只有两根弦的单旋律乐器变得丰富起来，对我后来的演奏和创作以及伴奏形式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参加了东方团电声乐队的重新组建，在编配、排练的过程中发现电声乐队并非某些人形容的那样是“洪水猛兽”，而是一匹可以驯服的“千里马”，关键在驾驭它的人是不是好骑手。它有干净的音色，丰富的节奏，还能制造出许多奇特的效果，它能弥补一般乐器在音域、力度、跨度和营造气氛上的不足，使音乐表现更具冲击力!

我尝试着将二胡的《牧羊女》(新疆)用电声重新编配，加上四部女声合唱使这首曲子慢板意境深邃，快板动感十足，在加拿大世界交通博览会上首演获得巨大成功!此后又将《二泉映月》、《梁祝》、《光明行》、《良宵》、《赛马》、《霍拉舞曲》等乐曲重新编配，创作了《葡萄熟了》、《印巴随想曲》(又名《随想曲一南亚风情》，与印巴乐器“达布拉”、“锡塔尔”合作)、《红枫叶随想》，并改编创作了《阳关三叠》(二胡与合唱队)、《莫斯科的回忆》、《鸽子的风格》。其中在《二泉映月》的配器上做了大胆的尝试，用钢琴变奏、模进的手法配以强烈的电声背景为整个曲子做了一顶“大帽子”，既突出了“命运的主题”，又起到了“先声夺人”、“惊堂木”的作用，接着用一声中国大锣将人们带入凄凉、孤独的意境当中，再引出饱经沧桑的二胡独奏，使观众感受到强烈的心灵震撼!在电声乐队的演奏中运用了大量中国乐器的演奏手法，比如：用吉他模仿古琴的盈揉绰注，用合成器模仿箫管笙笛，使人们“似曾相识”却又感到效果新鲜，其目的就是为了强化该曲的感染力和冲击度，如果说西方人有贝多芬《第五交响曲》，那我们中国人的“命运交响曲”就是《二泉映月》!我带着这些曲子随团出访了三十多个国家，走遍了围内31个省、市、自治区港澳台地区，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迎，二胡独奏节目亦成为东方团各台晚会中最受欢迎的保留节目之一。

回顾自己的成长道路其实就是一条探索创新之路。过去我们讲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现在除了这个功能之外还要突出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愉悦身心展示艺术自身之美。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它还必须成为文化产业，说到产业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每一台晚会、每一个节目都是文化产品，产品是不能强买强卖的，要让观众消费者自愿地接受，要让他接受你，就要找到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然后才是你所要表现的内容，我想这就是古人常说的寓教于乐吧。

对表演者来说，观众就是你的上帝，是你的衣食父母!有人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形容成鱼水关系也是恰如其分的。作为国家级的表演艺术团体和个人，除了要很好地适应市场和观众之外，还肩负着职责，当然，这是要靠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导向来共同完成的任务。